宁波大学答题纸
（ 2018— 2019学年第 二 学期）
课号： 096T06A 课程名称： 改变世界的力学 改卷教师： 王骥
学号： 166002771 姓 名： 周涵 得 分：
爱因斯坦—殚精竭虑的和平主义战士
“我能做的或能说的事情都不会改变宇宙的结构。但是，通过的我的大声疾呼，也许我能够有助于一切事业中最伟大的事业--人与人的善良意愿和地球上的和平。”
--爱因斯坦
在已落下的二十世纪帷幕后，如果要选出一位物理学家的代表，相信爱因斯坦一定会获得大多数人的提名。他在1905年提出光子假设，解释了光电效应，并凭此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并几乎凭一己之力，分别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由此为核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打开了物理学的新世界……然而除了在科学物理领域的累累硕果，爱因斯坦也是一位一生都在为和平反战奔走疾呼的和平主义战士。
爱因斯坦出生于1879年3月14日，逝世于1955年4月18日。在他76年的人生历程中，爱因斯坦亲眼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期间，战争的残酷，对民主自由的遏制，对人性的践踏，包括对他的兄弟犹太人的屠杀，都让他无法坐视不理，他开始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声望与地位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为他的和平主义事业四处奔走。然而，在动荡的局势中，他的和平主义信条也远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因此，本文将以时间为轴，简述爱因斯坦为和平事业所做的贡献与其和平思想的演变。
1.一战爆发到纳粹窃权（1914—1933）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战争不仅带来了死亡与苦难，也引起了全世界人际，政治与科学关系的极度混乱。爱因斯坦不仅体会到战争实际是什么样子，也相信这样的战争不仅仍有可能发生，而且会以很大的规模进行。也正是这种体会与忧虑，促使他变成一位自觉的世界公民，一生为反对战争而斗争。
1914年10月初，为回应全世界对其侵犯比利时的哗然与骚动，德意志帝国不得不做出了公开表态，这便是著名的《告世界文明宣言》。这份宣言不承认德国战争有罪。它拒绝为侵犯比利时承担责任，并宣称德国只不过抢先行动在协约国战争计划之前，以避免德国被屠杀的结果；它矢口否认德国在比利时犯下的暴行；它不承认德国的战争方法公然蔑视国际法规。在最后一条里，德意志帝国具有挑衅性地辩解道：任何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人同样也必然反对德国“文化”。这份宣言赚得了93个人的签名，其中大多数是具有国际性声誉的大家们。尽管后来签名人大多半推半就地推卸责任，但这份宣言无疑表达了在当时德国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种盲目的爱国主义与政治冲动。
在这种充满强烈国家情感的气氛中，知名的德国和平主义者--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尼古拉起草了《告欧洲人书》，以反驳德国对于发动战争的狡辩。在这种环境中，尼古拉的计划无疑是危险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只有三个人做他的成员。其中之一便是爱因斯坦，这也可以看作爱因斯坦签名的第一个，关于和平的文献。
然而，为了反战，爱因斯坦所做的远不止签名那么简单。1914年11月16日，在爱因斯坦的积极组织与支持下，新祖国同盟成立。该同盟的目的不仅是为促进达到，没有附加条件的，真正的和平而斗争，也是为争取在战后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以预防未来的战争。一位曾为这个同盟工作过的瑞士女学生回忆道：“爱因斯坦似乎在做一种用智谋战胜权力的令人兴奋的游戏。每当他得知我们成功地把信件或书籍偷偷带进监狱，他就放声大笑。”从这短短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爱因斯坦在同盟内对和平事业的热情。
1919年3月29日，爱因斯坦理论所预言的“星光通过太阳引力场时发生弯曲”现象，通过英国考察队对日食的观察被证实了。德国人系统阐述的理论被英国人的观察证实，这无疑是在一战后的两个国家之间搭起了可贵的沟通的桥梁。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也变得越来越出名，他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将成为新闻。可是，名声对爱因斯坦来说是一种负担，只有在他的声望有助于实现和平事业时，他才感到宽慰。1919年4月19日，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我迄今没有这么做，那是由于想到，我在中立国和以前的敌对国内的密切交往，可能有助于学者之间的国际合作事业。”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爱因斯坦也深明自己对于国际学者的联合的意义，并且乐意献身于国际和解事件中。
在国际和解中，有两件事是爱因斯坦认为所必要的。一是知识分子的科学贡献和科学成就，他认为创造性的工作可以使人跳出框架，有着超出个人和利己的国家目标，从而给刚刚交战的国家之间带来真正的友谊。第二点则是美国应当成为和平事业的先锋。这点可以在爱因斯坦接受的《纽约晚邮报》的采访中看出，当记者问及应该如何恢复国际主义时，他回答道：“……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科学家必须成为这一工作的先锋……在国际主义的问题上，美国在各国中走在最前面……这种国际主义的广度，已经通过威尔逊关于世界组织思想的初步成功以及大众的欢呼中显示出来……”。
早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爱因斯坦就认为超国家组织是废除战争的先决条件。因此，在1920年国际联盟建立后给他发出邀请，希望他成为国际联盟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委员时，他几乎立刻接受了邀请。然而，在1923年1月，法国政府拒绝把德国战争赔偿支付问题提交仲裁，并派遣武装占领军进驻德国鲁尔地区时，爱因斯坦对国际联盟的无作为彻底失望了。他发现“国际联盟”与他想象中的团体并不相同。在爱因斯坦的想象中，所谓超国家组织，应毫无保留地反对战争，坚持通过他们自己的政府实行全面裁军，而不管其他国家可能做什么。但事实上国际联盟这种对战事经常缄默的态度与他的绝对的，战斗的和平主义完全不符，于是，在1923年3月，他宣布辞去国际联盟的职务。
爱因斯坦的绝对和平主义体现于他关于拒绝服兵役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有思想，动机良好和有良心的人，都应在和平时期承担严肃的，无条件的义务：不以任何理由参与任何战争，或者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种类的战争。并且就这个观点，爱因斯坦在1931年发表了著名的“百分之二”演讲，在讲演中，为了回答拒绝服兵役可能被投入监狱的疑问，他回答：“在预定兵役的人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宣布他们拒绝打仗并竭力主张不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那么政府就会无能为力，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投入监狱。”这次演讲引起了不小的影响，他收到许多贺词，带有“2%”铭文的标签，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街道和校园的年轻人的上衣翻领上。
2.纳粹窃权到二战（1933—1945）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爬上了权力宝座，并几乎立马将矛头对准了这个和平主义的犹太人。除了自身所受到的迫害，爱因斯坦悲哀地发现他的出生地德国正在给世界带来战争和巨大的灾难。除此之外，它还如野兽一般极其残忍地对他的犹太兄弟进行屠杀，这给爱因斯坦的一生都蒙上了阴影，以至于他选择持续地远离德国，并在战争结束后完全拒绝与德国的和解活动。
于是，在1933年3月11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一份广为人知的声明，宣布“我不回家了。”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他一直珍视的，在柏林与难得的卓越科学家群体的联系与他们之间的友谊，足见法西斯行为给其的伤害之深。在这份声明中，爱因斯坦毫不畏惧地说，他只想生活在存在着公民自由，宽容和全体公民的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他对战争深恶痛绝，深信只有创建一个超国家组织才能拥护世界和平，这两点从始至终都未改变。然而，面对着公然蔑视道义和伦理法规，公开歌颂战争并在欧洲心脏地区窃权的纳粹行为，爱因斯坦放弃了他对西方反对战争和提倡裁军的支持，公开承认当面对纳粹这个怪物时，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也是这个思想上的转变，使这个一生都在为没有战争的世界而奋斗的战士，悲剧地成为了原子弹--对人类幸存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武器的奠基人。
其实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物理学家都在力图用已知的各种粒子对原子轰击来分裂原子。然而他们最多只能敲下极小的碎片，使能量少量，短暂地释出。直到1938年12月，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施特拉斯曼证明，在中子轰击重元素铀时，产生的大碎片之一，是大约铀一半重的元素钡时，在原子理论上释放能量的研究工作才有了飞跃式地进步。这个实验的最大意义在于，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用中子轰击诱发的原子裂变的过程期间，增加的中子会发射出去，它反过来可以引起更多的原子分裂，也相当于实现了链式反应。
在卷入这个研究的所有科学家中，西拉德与维格纳最敏锐地感到了不安。他们忧虑德国从铀的富集地—比属刚果，得到大量的主要原材料，从而大大促进其对原子能的研究。因此，他们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告知比利时政府，以便中止向德国出口铀。同时，西拉德也了解到，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具有多年的友好关系。于是在1939年7月15日前后，他们对爱因斯坦进行了一次访问。西拉德回忆道，当对爱因斯坦谈到产生链式反应的可能性时，他立即认清德国贮存刚果铀的含义，并声称他会相应地准备帮助把此事告诉比利时政府。接着，三位科学家几乎同时意识到，这件事同样需要引起白宫的主意，以让美国尽快地进口大量铀。于是那封改变世界的书信就如此诞生了。在信中，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总统展示了原子弹研发的可能性，并敦促美国尽快获取铀源，开展研究。
很显然，爱因斯坦的介入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美国开始将大量的资金资源投入到原子弹研究中。1942年12月12日，第一个自续链式反应在芝加哥研制成功。最后，这个研究逐渐发展为赫赫有名的“曼哈顿计划”，并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震惊世界的原子弹。
3.二战后直到逝世（1945—1955）
二战之后，爱因斯坦悲哀地发现，在战争时团结起来的大国开始四分五裂，冷战的氛围开始弥漫。与此同时，美国的帝国主义也开始抬头。它到处缔结军事联盟，实行军事训练，还在亚洲，中东等地推行“新殖民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控制国家。这一切都无疑让在二战前看好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子弹之父”爱因斯坦感到痛苦。他开始四处奔走，毫不留情地指责美国的法西斯行为，并更加活跃地为“要和平，不要战争”发声，因为他明白，原子弹的出现会让战争出现更加惨烈的严重后果。
与此同时，他更加坚定于超国家组织的建立。在《大西洋月刊》于1945年11月发布的的采访中，爱因斯坦这样描述他对这个概念的更深一步理解：“这样的世界政府应该拥有对一切军事事务的裁决权，而且他需要拥有另一种唯一的权利。这就是有权干预这样的国家：少数人正在压迫大多数人，因而造成战争的那种不稳定情况。”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二战时期，爱因斯坦更加坚定于超国家政府的建立才是和平的唯一出路这一观念，并认为应赋予超国家政府更多的权力。
在生命的黄昏，他的寿命开始渐渐的黯淡下来。致命的病痛常常使他严重的不适，以至于他不得不频频停下手头的工作。而一直陪伴着他的妹妹的撒手人寰，也让他的精神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与此同时，他对美国军事活动频频的指责，让美国法西斯头目麦卡锡大骂他是“美国的敌人”，他开始被怀疑为苏联间谍，受着FBI的监视……这种压迫让他自由的心灵受到折磨，他曾用“害群之马”形容自己在美国的处境，并表示下辈子宁愿当一个管子工或沿街叫卖的小贩，而不是什么科学家，教师或学者。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即使在生命余留的最后四天里，他还在撰写一份关于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声明。只是这份声明还没能够完成，这只改变了世界，但无法在更多方面改变世界的手，就永远失去了活力。
作为一位科学家，爱因斯坦有着异于常人的，极高的道德心与社会责任感，并能为之勇敢发声，不倦奋斗。他从不固守，更不盲从，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调整着他的和平主义。但无论如何变化，这份和平主义的根源都是向往民主开放，人道自由的。他对和平的向往并非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更多地是一份天然的热忱与激情，这也许与他的科学家身份分不开。正如爱因斯坦自称的，他是一位异教徒，感叹并信仰自然密码的神奇与精妙。相信他一定认为，战争这种“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正是一种对宇宙庄严规律的亵渎。而对生命的任意屠杀与践踏，更是违背了他相信的自然进程。也许这才是他对战争深恶痛绝，并虔诚地促进和平到来的根本原因吧。
爱因斯坦曾在1927年12月17日，给柏林和平运动的首脑赫尔穆特.冯.贝费尔德的短笺中写到：“你不需要试图争取我响应为反对战争而做的有组织的运动的计划，我已经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这一事业，并为支持它将做出我能够做出的一切。” 的确，爱因斯坦用他76年的生命，履行了这个誓言，成为了一位受之无愧，真真切切的和平主义斗士。
参考书目
《爱因斯坦论和平》[美]O.内森 H.诺登编 李醒民译 商务印书馆
扈丁.简论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03):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