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答题纸
（20 18 —20 19学年第 2 学期）
课号： 096T06A 课程名称： 改变世界的力学 改卷教师： 王骥
学号： 176000106 姓名： 姚远 得分：
透过《鼠疫》观人性
拜读完加缪的大作《鼠疫》，我觉得它并不像很多同学们反映的那般艰涩难懂。相反，对于了解过鼠疫的历史背景、二战时期法国民众的生活状况或者切身经历过人生重大困境的人来说，书中各个人物的人性变化既有趣而又与现实状况十分贴近。本文将重点对《鼠疫》一文中不同的人群或人群代表人物在鼠疫发展各阶段时的人性变化展开论述。
为更好地帮助大家对照、理解不同人群在鼠疫各阶段时的人性变化，我在此对《鼠疫》一书的发展历程作简要概述：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春季，突如其来的鼠疫开始在法国海外领地奥兰城爆发并逐渐横扫全城。在鼠疫初现时，城内各人群都不以为意；在鼠疫发展阶段，政府缓慢而低效地着手应对这场大瘟疫，社会多数人群仍未引起注意，医生等先觉者开始应对这一大灾难；在鼠疫猖獗阶段，政府难以应对鼠疫死神的屠戮且失去公信力，先觉者们的不懈努力也无法挽回与鼠疫斗争中的颓势，大部分群众仍旧麻木不作为；当奥兰城居民认为无法战胜鼠疫、全城人民都疲于应对之际，鼠疫随着冬季的到来忽然退散。
这一场可怕的瘟疫如此持续了半年多，在半年多的斗争或是原地等待中，所有奥兰城居民的人性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以下是我对城中五类人群或是其代表人物人性变化的阐述和思考：
一、奥兰城执政者们的人性变化
书中讲到，在鼠疫开始流行之初，里厄医生及时发现了大楼管理员类似鼠疫的病症，并通过医院及时向奥兰城政府进行了汇报。但是执政者们惧怕引起全城人民的恐慌、惧怕闹乌龙后来自上级执政者的责难、惧怕因此劳民伤财做了无用功而对斐然政绩带来污点，在让医生们进一步筛查症状、确认病症的同时也丧失了把疫病扼杀在摇篮里的机会。正是这种普遍存在于执政群体、对突发危机总会碍于个人利害关系而畏首畏尾、不敢担当的执政者人性，导致了鼠疫得以在奥兰城中酝酿生长的后果。当然，客观来说这种人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大众：鼠疫发生之际奥兰城正是一派繁荣祥和的景象，奥兰城又是贸易之城，在这一地点开展大规模的防疫工作极易引起恐慌，也很可能因为给居民带来了不便而令政府饱受诟病。因此执政者们普遍变得不担当、不作为，宁可鼠疫发生也不愿劳民伤财行未雨绸缪之举。而随着鼠疫的侵袭，执政者们开始推出迟滞、低效、又强硬的防疫措施：关闭城门禁止人员流通、切断信件和电话等当局认为有传播鼠疫风险的通信途径、将病患和疑似病患进行隔离、扑杀夜晚街头的动物和企图逃出城去的人。同时，为了抚慰居民情绪，政府开始在死亡数据上耍小聪敏：以相对小得多的每日死亡人数替代每周死亡人数，借以瞒骗大众。此时，执政者们的人性已由原先的自私、不作为转变成粗暴和狡黠。现实中亦是如此，执政者的根基在经受灾祸等挑战时，一旦发生松动就会想方设法的进行挽回，并不惜以残酷粗暴的手段、坑蒙拐骗的方式延续他的统治。被解放前的国统区即是类似的历史写照之一，国民党在穷途末路之际以暴力压迫的手段统治人民，通过欺骗的途径攫取人民的利益。
二、神职人员的人性变化
帕纳卢神父是《鼠疫》一书中的神职人员代表，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即使作为书中对耶稣最为诚挚的人物——帕纳卢神父的人性在鼠疫带来的伤痛面前还是发生了细微的变化。鼠疫流行了近一个月之际，城中的居民开始忌惮鼠疫的伤痛和死亡威胁。帕纳卢神父进行了第一次布道，此时神父的人性依旧是从崇尚上帝的角度出发，对听布道的群众们说这场鼠疫是上帝对你们的惩罚，应当反思自己往昔的行径进行祷告以获得灵魂的救赎。当灾难来临之时，科学素养不够又处于极度恐慌中的居民唯有向神职人员求助这一条途径。但这样的疫病显然不是祷告就能终结的，帕纳卢神父一方面希望帮助上帝救助苍生，一方面又无任何可行的途径。因而他的人性只能停留在对上帝、对基督教的盲从上，并企图让大众都和他保持一致的精神信仰来宽慰自己。但是鼠疫的伤痛一次又一次的刺激着神父的人性，终于在法官儿子使用血清无效饱受鼠疫折磨逝世之际，他的人性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他依旧不能放下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还是坚持上帝观念，但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怀疑和思考——那套一味相信上帝、顺应自然的说法是否应当适时加以改变？于是，在第二次布道上，帕纳卢神父放弃了“人死后会获得永福”的惯用说辞，转而鼓励人们在穷途末路之际理应进行摸索，努力的寻求活下去的途径。虽然这一人性的光辉出现在了这位虔诚的神职者身上，使其一味盲从上帝的人性发生了些许转变，并启示了一部分居民，但他终究还是困于上帝的束缚：当帕纳卢神父出现疑似鼠疫的症状时，他还是选择顺从自然，在矛盾中失去了生命。可见灾祸给神职人员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性是否要改变的思考，更多的是对信仰的直接冲击。但正是这一次次的冲击逐渐影响着神职人员们的人性，使他们从盲目信仰上帝、传播无时无刻都要信仰基督的陈旧行径中转向对人性的思考并带动信徒们思考人性。
三、先觉者、抗争者的人性变化
在《鼠疫》中，先觉者主要以医生里厄、新居民塔鲁为代表的率先发现鼠疫征兆或者提出组织自救队伍的居民，抗争者是受里厄、塔鲁、格朗、朗贝尔一行人感召转而投入“防疫志愿者”队伍的奥兰城居民们。他们是最早直面鼠疫，并且为了扑灭鼠疫而付出了百倍于大众的辛苦甚至献出生命的人，加缪对他们一行人的人性刻画是最为细致的：鼠疫之初，里厄医生出于医生全心全意为大众安危考虑的人性，极力建议政府及早做出对病情的应对；而那些还没出现的抗争者们则保持着与大众一致的冷漠人性，没有意识到疫病的严重性使他们安于现状、对社会的变化（老鼠集体死亡、城中同类症状患者增多等）麻木不仁。鼠疫开始盛行时，塔鲁这一城中的新居民也站了出来，他的人性从“以记录城中生活趣事为乐趣”向“认为自己应当担起一个奥兰城居民的责任、同鼠疫发起抗争”转变，并迅速和里厄医生建立起了类似盟友的情谊；与此同时抗争者们也逐渐出现，一部分有先进意识的居民的人性也开始变化，由冷漠、麻木变得富有一定的责任心。朗贝尔这位记者身份的过客的人性变化则是鼠疫高潮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疫病出现和流行时朗贝尔的人性还局限于对自己未婚妻的爱，一心想着及早出城和未婚妻相见；但当他买通了哨兵、获得了宝贵的出城机会时，或许有感于大量居民受鼠疫的折磨和“防疫志愿者”抗争鼠疫时的不懈付出，朗贝尔的人性顿时发生了蜕变——由单一对未婚妻的爱转变为一种博爱。而格朗老头在书中的形象则是白天踏实敬业、晚上钟意于写书的公务员老头形象，但随着鼠疫的步步紧逼，他愈发觉得自己也应当为反抗鼠疫作出努力。在白天的工作和夜晚的写作之余，他开始帮助防疫队做一些秘书工作，并始终与里厄、塔鲁、朗贝尔一行人战斗在同鼠疫作斗争的第一线。但是，当鼠疫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不懈努力在鼠疫的滚滚车轮下都看似化为无用功，不管是先觉者还是抗争者的人性都大大受挫了：从对反抗鼠疫工作有着无限拼劲，变得十分疲倦、甚至像麻木众生那般对有关鼠疫的事情显得很冷漠。当鼠疫突然退去时，这群人在彻底狂欢之余，又产生了“这种狂欢随时存在着威胁”的隐忧。这是十分贴近于现实的，只有切切实实迎着困难奋斗过，并迎来胜利的人才会比那些“搭便车”获得胜利的人多一层隐患意识。我用大量的篇幅来叙述先觉者、抗争者的人性变化是因为我认为加缪也在突出刻画这一人群，这群人的心路历程是整本书的精髓，我认为只有发现这一点的人才会真正对《鼠疫》一书有所感悟从而不会觉得它枯燥、艰涩。
四、奥兰城大众的人性变化
我要讲述的奥兰城大众有别于其他四类人，他们是奥兰城中最为普遍的居民。读过《鼠疫》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奥兰城的大众像极任何灾难之下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彻头彻尾地贯彻了冷漠、麻木不仁的人性，在他们身上始终都能发现“盲从”这两个字眼的影子。乍一看这一类人的人性好像并没有随鼠疫的推进有任何变化，但实际上他们的人性也发生着变化：鼠疫降临之前，奥兰城是一座繁荣的贸易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安居乐业，保持着最为本原的人性——敬业、渴望一定的假期娱乐活动、享受生活。但突如其来的鼠疫，尤其是政府针对鼠疫开始实行的管制措施彻底打破了这一本原的人性。大量的奥兰城居民由兢兢业业变得无所事事，游荡在大街上的居民开始扎进电影院、酒馆、咖啡馆开始成天享乐，原本这是他们一直渴望的假期才会有的娱乐活动，但日复一日的重复享乐也令人们觉得十分不适应，他们转而希望洞开城门恢复往日的劳作。此外，他们的麻木冷漠随鼠疫的发展到达了更深的程度：封闭城门之初，大众还对那些无法出城与亲友相聚的人报以同情并认为政府的禁令过于严苛；但随着鼠疫的发展、愈来愈多居民病死在城内，奥兰城大众开始接受政府扑杀街头所谓会传播鼠疫的动物、逮捕或者射杀企图逃逸的城民、隔离患者的亲属；发展到最后奥兰城居民们已经对街头的枪声习以为常，“打一条狗或者一个逃逸者”这句经典的台词成了居民们听到枪声后最常见的调侃。居民们盲从的内容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鼠疫之初大部分奥兰城的居民都盲目的持有乐观的态度，认为鼠疫和封城都只是暂时的，自己没有可能会染上疫病，在这种盲目乐观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还是涌入人群密集的地方，这一行径也助长了鼠疫在人群间的传播。当鼠疫逐渐不可控时，大众们开始陷入盲目的恐慌，他们任由鼠疫侵袭、摆布，却从不加以反抗。大众对医生的态度也发生了遽然改变：曾经奥兰城居民无比地尊敬、爱戴医生，把他们看作救世主；而当医生对鼠疫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判断病情、做出隔离指示、给重症病人宣判“最终死刑”之时，大众们都开始盲目地憎恶医生，以至于医生出诊都得有士兵保护。这种人性巨变在现如今的医院中也时有发生，在医生还能控制患者的病痛、挽回患者的生命时，家属发自内心的感谢医生；一旦患者出现状况、不治身亡时，他们对医生的态度就急转直下。这便是人性，人性向来都是不稳固的，愈是普通的人他的人性就愈容易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鼠疫》中的普通城居民被灾难性的瘟疫一次又一次的击碎了原先的人性转而形成另一种不稳定的人性。
五、罪犯的人性变化
加缪在《鼠疫》中或直接描述或借塔鲁之口，多次提及了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科塔尔，科塔尔本是个罪犯，在鼠疫横扫全城之前甚至想畏罪自杀，但鼠疫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个罪犯的人性。在鼠疫从四面八方开始侵蚀大家的健康、大众感到战战兢兢时，科塔尔忽然轻松愉快了起来，对待他人也变得彬彬有礼难以令人想象他罪犯的身份。但是突然退去的鼠疫再次改变了科塔尔的人性：他又变回之前惶恐不安的状态，甚至精神失常开始随意枪击路人。这一“对未来失望不安”——“忽然放松、礼貌待人”——“再次惶恐不安”——“残暴、失常”的人性变化一方面增加了《鼠疫》一书的可观赏性，给读者多一个视角了解灾难来临时人性的多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我对科塔尔人性变化的思考。我认为科塔尔人性波折的原因主要是鼠疫改变了他所在城市的性质，罪犯最惧怕的不仅仅是进监狱和判死刑，而更惧怕遵纪守法的人看着他们进监狱或者执行死刑。鼠疫主宰下的奥兰城恰恰变成了的天然的监狱或是死刑台，不论男女老少、是否有罪，所有城中的居民和罪犯别无二致：他们都被封城令判了不定期的监禁，鼠疫死神随时会任选一个人判死刑。在瘟疫面前有罪之人和无罪之身找不出任何区别，科塔尔忽然觉得自己的地位和其他居民一样了，地位相似便能成为朋友便理应以礼待人。但是这一状况得意延续的前提是鼠疫延续下去，一旦鼠疫被扑灭，科塔尔便又变回了罪犯的身份，其他人有高高在上以看待罪犯的眼光看待他了。这种心理落差一下子击溃了科塔尔，使他又变回了那个惶惑不安、蛮横无理的罪犯科塔尔。
六、总结
很多读者或是书评对《鼠疫》的解读是：加缪通过了隐喻的手法把二战时期法西斯对法国的统治附在了鼠疫这一载体上，借以表达法西斯剥夺了大量法国人民的生命、法西斯的统治导致大量法国家庭天各一方无法团聚、法西斯统治时期法国压抑恐怖的社会氛围以及法西斯突如其来的土崩瓦解这些历史状况。其实读完《鼠疫》后的感受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一段历史的解读，更应该站在作者主观思想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一个人性化的解读。我对其的人性化解读即是以上五类人群在经历鼠疫时人性发生的变化和相应的思考，我认为加缪的初衷正是希望我们在了解鼠疫、了解二战法西斯对法国的统治这些历史事件之外，展开对人性的思考。鼠疫除了像法西斯的统治，也像极了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的艰难险阻，任何人在遭遇困难、与困难作斗争、克服困难或者被困难击败这个过程中，总会伴有人性的变化。因此，透过“鼠疫”（困难）本身去观察人性的奥义才是对《鼠疫》一书更高明的解读。
阅读书目：
[法]阿尔贝·加缪.《鼠疫·局外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6).
